一种可供尝试的新思路如下：以行政主体是否自行实施了有意义的补正来加以判断，若答案是肯定的，则构成狭义程序瑕疵。

第二，从普通刑事检察职能中延伸出来的社会综合治理职能。有些情形下需要行政监管与刑事制裁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则需同时采取方能制止违法行为的侵害。

以上这些吸收罚的变异情况，需要从行政违法行为角度加强监督。但从行刑制裁一体化、行刑法律适用的均衡性来看，因醉酒不起诉的处罚力度明显低于饮酒的处罚，显然是不合理的。实践中的情况常常是，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仅调查犯罪行为，而治安管理部门仅查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行政检察监督应该既增强对行刑衔接各个环节堵点、难点的监督，也监督行刑衔接中的多维度多时空的移送关系，推动行刑统一适用的新格局，开创行政检察监督的新局面。刑事检察部门对行政登记、行政确认等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无法形成闭环。

实践中在适用危险驾驶罪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2款时存在适用不统一问题。但是，当刑事检察部门将不起诉的醉酒案件移送回公安机关时，公安机关声称已经在移送刑事司法部门之前就吊销了其机动驾驶证为由，不会再对其做出其他处罚。因此，加强对回移之后行政机关办案的监督也迫在眉睫。

实践中将侮辱的对象是英雄烈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纳入适用范围。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中，涉及抽象危险犯的相关条文中规定了法益侵害程度的法条有33处。以近年来大量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为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29条第1项规定的行政处罚力度最高只有3万元，根本无法威慑这类违法行为。而实际情况是，行政违法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乱作为、不作为。

[29] 陈兴良：《犯罪范围的合理定义》，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1-143页。[23]综上，单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5条表述基本相同的条款来看，我国行刑衔接的情形犹如莫比乌斯环般复杂多样，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根据实践情况，可分为三种监督情形：第一，条文表述基本相同，依法分别适用时，则无需移送，也不需要监督。但是，刑事检察部门以及监督重点自然无法理顺具有莫比乌斯形态的行刑衔接关系。实践中，刑事检察部门重点监督行政机关不移送行政违法, , , 案件，以及行政机关不移送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犯有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罪行等。更不会监督行政机关的回复。

关联罚监督的重点在于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调查是否充分、全面。第一，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在行刑衔接改革中增强行政检察部门的监督职能也需要突破行刑二元观的传统误区。[6]1958年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关于一般监督问题，中央已经明确指示，保持武器，备而待用。

但是需要实现行刑制裁的协调性，需要行刑之间的衔接是顺畅的，也是双向的。受到宪法分工合作原则的限制，承担行刑衔接检察监督职能的刑事检察部门不能直接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

社会组织在承担认证等准行政权时，频繁出现违法违规问题。我国行刑衔接的形态还有很多，除了行刑之间正向移送和逆向移送之外，还有双罚、关联罚。

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或者违法行为可以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则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该司法解释对寻衅滋事作了两类扩大解释：侮辱诽谤他人，要求达到影响公共秩序的程度。当出现《刑法》其他章节中所涉罪名的衔接时，现行行刑衔接机制无法涵射，自然无法实现行刑之间移送，更遑论对行刑衔接的整体性、动态性监督。高检发释字[2019]4号(2019年12月30日生效)。2001年国务院部署开展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行动，在要求健全市场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时，提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构成犯罪行为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 《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3款第二句、第三句：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这类关联罚可以先作出后再移送，也可以移送之后再作出。但刑事司法机关发现之后，却无法借助行刑衔接工作机制向行政监管部门移送这类案件。

进入专题： 行政检察监督 行刑衔接 行政违法行为 。[4] 《彭真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23] 参见黄某辱骂英雄烈士寻衅滋事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京0101刑初543号。学界常常将一般监督视为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制度来源。

从移送案件类型来看，行刑衔接平台也具有局限性。以及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卖淫的都需要移送刑事司法部门。但因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存在交叉重叠，有关部门叫停了该项改革。具体程序可以参照本规则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因此只授权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两法衔接的监督工作，无法建构起全面的、多维度的监督视角。因此，双罚包括采取刑事手段之外，行政监管部门采取除行政处罚之外其他行政监管手段，比如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

(三)补罚的检察监督补罚的情况通常限定在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最终作出撤案处理的环节。黄某奕寻衅滋事案，南平市顺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闽0721刑初127号。

在三项行政检察改革的推动下，行政检察监督在理念、方式和效果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37]从行刑衔接的行政检察监督视角看，双罚虽然限定在特定罪名中，但双罚的标准需要统一。

[28] 参见刘艺：《检察监督推动刑行双罚统一适用——检察指导性案例第146号评析》，载《人民检察》2022年第12期，第47-49页。姜某某寻衅滋事案，江西省上饶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赣11刑终380号。2.监督行刑衔接机制的必要性首先，我国行刑衔接机制的单方正向衔接明显强于单方逆向衔接，即便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增加第177条第3款第二句、第三句[2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48条、第375条等规定了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的回移机制[25]。[34]实践中补罚的情形并不理想，刑事检察部门并没有将大量不起诉案移送回行政监管部门，也没有对行政机关不及时查处移回案件而制发检察建议。

[27] 《刑法》第133条、134条、第141条、第142条、第143条、第144条、第146条、148条、第158条、第159条、第161条、第162条、第69条、第174条、第179条、第180条、第181条、第182条、第186条、201条、第202条、203条、第204条、第216条、第217条、第222条、第223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06条、330条、第335条、第338条、第341条、第343条、344条、第345条、第348条、第351条、第360条、第364条。将抽象危险犯只规定行为而不限定结果的立法模式，似乎减少了行刑衔接的难度，但实践中并未遵循这一原理。

[15] 参见《上海市检察机关关于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的工作方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六部关于印发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安徽省检察机关办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工作指南》(皖检发[2022]8号)。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检察权对行政权承担法律监督的职责。

开展多发行业系统预防、重大建设工程专项预防，以及与行政机关部门共同开展联合预防等。该案要旨之一是对刑事判决未涉及的行政处罚事项，行政机关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